李可染是中国近代以山水画闻名的画家、诗人，除山水之外，他还极其擅长画牛，其笔下的牛与齐白石的虾、徐悲鸿的马、黄胄的驴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水墨四绝。那么，李可染为什么热衷于画牛呢？

第一，这是生活中所见的最平凡也最有牧歌情调的景象。他1940年住在重庆金刚坡时，寄住的农民家里有个小男孩，还有条水牛。小男孩天天早上赶牛出去，黄昏的时候把牛再赶回家来。李可染就以此为素材，开始画牧童与牛。

第二，李可染开始画牛还与抗日战争的时代需要有关。中国国力不如日本，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，需要中国人民有一种坚忍的精神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有一种任劳任怨的、勤勤恳恳的精神，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尽自己的力量，而且要有牺牲精神。为了鼓励国人具有这种精神，需要塑造一个艺术象征，这个象征就是牛，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动物。李可染画了出来，被郭沫若发现其精神上的象征意义，便写诗盛赞牛的品格，称牛为“国兽”。

第三，李可染对牛的品格、气质、形象无一不钦佩，把它树为自己人格学习的榜样，以牛为师。所以他的画室叫“师牛堂”。他对牛的评价是：“牛也力大无穷，俯首孺子而不逞强”，有真本事，却很温驯；“终生劳瘁，事农而安”，一生辛苦都是为农民服务，为人类的劳作服务；“不居功”，这是美德，“纯良温驯”，这是它性格的主要方面，“时亦强犟”，并不是没脾气，“稳步向前，足不踏空”，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作风是所有事有所成的人共同的；“皮毛角骨无不有用”，但求有利于人，有利于世，全部奉献，不仅仅死而后已；“形容无华”，样子并不漂亮，没有华美的外表，但是“气宇轩宏”，不管从正面还是侧面，从任何一个角度，牛的形象都是堂皇高大的。“吾崇其性，爱其形，故屡屡不倦写之”。

第四，李可染是个性情中人，诙谐幽默，葆有童心，这是一个艺术家必有的天真。但李可染主攻山水画之后，我们看到他追求的都是崇高严肃的东西，他性格中的天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渠道来表达发泄。牧童和牛就成了很好的对象和载体。雄伟的山水是他对精神的不断升华，牧童与牛是他对灵魂的不断净化。在“峰高无坦途”的山水画革新路上，不时有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也算是很好的劳逸搭配，反映出李可染生命情调的两个侧面。

另外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牧童与牛这一题材是在李可染人到中年后很重要的感情寄托，中年思子、得子，心境与年轻时有相当的不同，一腔柔柔的父爱化为笔下的牧童与牛。牛是自况，俯首孺子，终生劳瘁，纯良温驯，稳步向前，皮毛角骨，无不有用---这就是父亲的形象。牧童是儿辈，其直接的生活原型就是李小可。童年的李小可，性格与形象活脱脱就是李可染笔下的顽皮牧童。李可染的牧童与牛感动了中国与世界，深层原因即在于此。

第五，中国艺术诗意空间的拓展。牧童与牛是中国诗与画的传统题材，是农业社会最经典的诗化场景，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远离这一场景，只要看到它，就唤起童年与家园的记忆。李可染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诗意空间的拓展，其感情的末梢神经在这一题材上深入人类心灵的易感区，稍一拨动，便情不能已，借由牧童与牛的亲密无间，我们与春夏秋冬四时合序，与天地阴阳合而为一。

第六，李可染画牧牛图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利用它不断试验一些新奇的章法和笔墨。他在牧牛图中的笔墨是最大胆、最豪放、最无所顾忌的，章法结构也最新奇。因为画牧牛图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最放松、最无负担，所以他往往能画得随心所欲。因此，李可染的一些笔精墨妙之作，常常出现在牧牛图系列之中。

第七，应酬。成名后的李可染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社会应酬，有些是出于无奈，有些却是工作与生活的必需。画山水太累，也不愿意画逸笔草草的山水画去应酬，牧牛图就成了应酬的工具（但决不是说牧牛图因此就可以画得潦草马虎）。

其实，为了应酬也可以画些大写意的花鸟，事实上，可染先生也不是绝对没有画过花鸟，他画过水墨螃蟹和梅花公鸡，味道很足，但是，他确实没有认真严肃地画过花鸟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是出于对齐师的敬重和对齐师花鸟画成就的敬畏吗？李可染跟随齐白石10年而不画大写意花鸟，这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个谜了。